《中国在梁庄》梁庄——被消灭40万个村庄的缩影（河南邓州）
梁庄一角村中坑塘
老人带着小孩是村中常见景象
一座新房紧锁大门
去年12月中旬的一天，学者梁鸿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一劲儿给她说“谢谢”。
这是一个农民，现在天津开出租车。为了找到梁鸿，他一连往北京打了10多个电话，一上午连活儿都没好好拉。
“谢谢你，你说出了我们农村人的心声。”陌生人对她说，“你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村的事，太真实了。”梁鸿隐隐约约听到，对方的激动里带着一丝哽咽。
这个电话之前一个月，《中国在梁庄》一书出版。这是梁鸿为自己故乡立的小传。
她把自己生长的位于中原腹地的小村子命名为“梁庄”。这个杜撰但“其实非常真实”的名字，频频出现在2010年年末的各类好书榜单上。
《中国在梁庄》获得《人民文学》年度非虚构作品奖。该杂志主编李敬泽评价道：“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这本书，写梁庄，只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
梁鸿自己完全没预料到这些关于故乡的文字所激起的反响。“我不认为这部书的内容有多深刻，文学性有多高，它的价值可能更多在于启发性。”她说。
梁庄之外，还有赵庄、钱庄、孙庄、李庄……梁鸿在前言中写道：“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回到梁庄
梁鸿在梁庄生活了20年。1993年，她离开河南邓州的这个小村子，到外地求学。博士毕业后，她留在北京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工作“无非是上课写文章”。
日子一天一天过，她开始怀疑：“每次在课堂上高谈阔论，可是你相信你说的话吗？每次费劲查资料写文章，写完自己都不想看。这么做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生活离我的心灵、离我的故乡越来越远。这不是我真实的生活。”
故乡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村里的坑塘、大槐树、青石桥，时常在她的梦中出现。她几乎每周都要和家人通几次电话，听他们说说家里的事、村里的事。几乎每次通完电话后，她都要感叹一番，偶尔也会产生写作的冲动。她的丈夫是一名记者，常鼓励她把故乡的故事写下来。
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梁鸿师从王富仁教授。王富仁是著名的鲁迅专家，梁鸿也经常读鲁迅的著作。鲁迅的“批判精神”时时激励她走出书斋，成为一名“行动者”。
2008年，丈夫到外地驻站，梁鸿和家人的联系更加密切，写作的冲动也越来越强烈。当年暑假，她决定回老家住一段时间，走进乡亲们的生活。
当年7月3日，她带着3岁的儿子登上返乡的列车。之前，她为儿子准备了一大堆东西，唯恐老家的东西“不卫生”。
踏上火车那一刻，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不要说怎么做。
“农村出现了问题，问题是什么我不知道。回去再说。”她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理。
家乡越来越近，她和儿子早早就站在车门口。车门打开后，儿子突然哭起来，不愿下车。他用稚嫩的小手指着地面说：“脏。”
前一夜刚下过一场雨，地面上满是瓜果皮、纸屑等垃圾，苍蝇绕着垃圾嗡嗡地飞。在梁鸿看来，这没什么，可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儿子却接受不了。
来接他们的家人，听到小孩子的话后哈哈大笑。梁鸿则若有所思。
父亲已经随大女儿到邓州城里居住。梁鸿提出，第二天就要住到仍在村子里的哥哥家去。
最初的一个月内，她没有理出任何头绪。她在父亲的陪同下，“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里的土地、树木、水塘和河流，随意地寻访村里的人，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晚上回到哥哥家的住处，就记录下来。慢慢地，她有了方向，开始有目的地寻访一些人。
“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使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慢慢地浮出来。”梁鸿说。她还希望寻找到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
调查越深入，她发现自己越不了解这个她曾经生活过20年的村庄。“当我以审视的目光来看故乡时，故乡是那么的陌生。”
这一次，她在梁庄住了近两个月。2009年寒假，她再次深入这个村子。
这两次调查催生出了一本书。先是在《人民文学》发表节录，标题就叫《梁庄》。出版时，梁鸿改名为《中国在梁庄》。
曾有记者问她，只考察了一个村庄，怎么就敢断言“中国在梁庄”？她回答说：“哪怕中国只有一个梁庄，它也是中国的梁庄，它也值得、也应该被我们关注。更何况，中国绝不仅仅只有一个梁庄。”
萧条村庄
梁庄距邓州市区将近30公里。村子就在公路边，新房沿路而建，逐渐与镇子相接。宽阔的柏油路上，一辆辆汽车飞驰而过，但它们大都和梁庄没有关系。
梁庄只是中国上百万个村庄中普通的一个。在这个总人口近2000人、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的村子里，到处是新房，不过大都紧锁着门。有的新房门前甚至摇曳着枯黄的杂草，显然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村里有一家正在盖新房。一问才知道，这家人有两个女儿，都已经嫁人。但是房子还是要盖，不然“没面子”。
“盖这么多房子干什么？又不是没地方住。”梁鸿的父亲梁光正嘟囔道，“就知道好面子，一点也不实际。”
坑塘随处可见。一些坑塘的水墨绿近黑，漂着塑料瓶、易拉罐、废纸等垃圾。梁鸿把这称为“黑色淤流”。
她小的时候，坑塘里种满了莲藕。一到夏天，青青的荷叶铺满整个坑塘，间或有粉红色的花冒出来，随风摇曳。莲子成熟后，她和小伙伴们经常偷偷地手拉手，连成一串，锳到水中采莲子。“咬一口，满嘴清香。”她回忆得笑出声来。
芝婶家的新房就在公路边，面朝一个坑塘。3层楼房，共16间。2008年夏天梁鸿带着儿子回村时，那个坑塘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臭味。当时，芝婶的小孙子在家，年纪与梁鸿的儿子相仿。两个小孩子很快熟稔，一起玩起来。玩着玩着，他们来到坑塘边上。梁鸿跑过去一把拉住儿子，说“脏”，不让他下去。孩子哭了。芝婶看梁鸿一眼，什么也没说。
“至今我还记得芝婶那诧异的眼神。”梁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到后来，梁鸿不再阻拦，任由孩子疯玩。儿子真还喜欢上了泥土。盛夏的中午，他在太阳下晒着玩土，说什么都不愿意进屋。两个月下来，他变得黝黑结实。这着实让梁鸿高兴了一阵。
梁鸿曾问过芝婶，坑塘这么脏，为什么没人治理？芝婶回答说：“村里都是这样。人都不在家，谁还管坑塘？”
芝婶算是村里的“贵族”。他的丈夫是村会计，丈夫的哥哥曾在一个县城做过正处级干部。她有一儿一女，儿子两口子在外地干活，女儿在镇上上班。大孙子跟着他的姑姑在镇上读小学。平时，16间房子只有老两口住。家里摆着一排硬木沙发，但除了常坐的两三个位置外，其余的都蒙着灰尘，用手一抹，就能留下一道指印。
孙子很小就由芝婶养着。儿子又有了小孩，想把小的留给她，把大的带走。但是孙子坚决不走，芝婶腰老疼，也不想带更小的孩子。“有时候孙子也想妈妈。可是他们在外不容易，那有啥门子？”
2008年，梁鸿曾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梁庄600多个梁姓家族的人，留在村里的不足200人，很少有壮劳力。
出外打工的人，通常会把孩子留给老人。这像是一种交换，父母帮着儿子看孩子，儿子给父母养老。“不给人家看孩子，走不动了，谁管我？”有好多老人曾向梁鸿说过类似的话。
尽管早在1992年，民政部就通过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可问过村里几个老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养老保险是什么。养老还得靠儿女。
最近几年，村里的“留守儿童”频频出事。五奶奶的大儿子在青岛打工，将11岁的孩子托付给她。可是这个孩子“猴头儿日脑（非常调皮）”，60多岁的老人根本管不住。一天，她在屋里做饭时，孙子跑到河里玩水，淹死了。
从此，这个老人就从儿子的家中搬出来，住到河边一个茅草屋中，一住就是5年。
还有一个老人照看4个孙子，一年夏天他们全部在河里淹死了，最后老人服毒自杀。
“这就是村子的现状。壮劳力出门打工，剩下老人孩子和新房子。村子里遍地垃圾，一片萧条。”梁鸿总结道。
种地与打工
梁鸿曾问过很多人，为什么出去打工？答案几乎一致：挣钱。
“小孩上学要钱，孩子长大娶媳妇要钱，娶媳妇就要修房子，修房子又要钱，看病要钱，养老人要钱。活人要钱，死人还要钱。不挣钱咋整？”一个村民曾对梁鸿说。
有村干部算过一笔账，梁庄的庄稼一年两季，轮种小麦和玉米。现在一年下来，一亩地也就收入七八百元钱，这还得赶上风调雨顺。另外，每亩地一年还有80多元补贴。而梁庄人均耕地不足8分。
“种地就这点收入，不出去打工咋活？连孩子的费用都挣不来。”这名村干部说，“国家虽然取消了农业税，可化肥种子等全部涨价，有的都翻了一番，就粮食价格没见涨过。”
和别的村庄一样，梁庄也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1953年开始，粮食实行国家统购统销，大部分卖给国家，农民忙活一年，肚子还未必能填饱。1960年，梁姓家族中“饿死六七十人”。
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的日子好过一点，但是“税负很重”。
老支书梁兴隆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税负数字。上世纪80年代，梁庄的税负平均为一亩地一年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强。到了90年代，农民除交农业税外，还要上交“三提五统”，税负达到亩产值的“一半左右”。
梁庄的耕地曾在1995年前后进行过大调整，因为“税负太重”，很多人不要耕地，不少地撂荒。镇政府逼着要钱，村里只好将应缴纳的税负平摊到每一个人头上，“一亩地折合200块钱”。
“收税的时候，村子里人心惶惶。谁家交不了钱，乡干部就和村干部一起去要，有时还带上警察。有的人家全家跑了，有的人家只好东凑西凑交钱。听说有的地方逼死过人命。”梁兴隆说。
90年代初期，村子里的人纷纷开始外出打工。早先，他们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大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者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后来，他们又分散到广州、深圳一带，干的仍是又脏又累的“低等活”。
梁鸿知道，梁庄出去的这些乡亲，只是中国两亿多农民工中的沧海一粟。
她的哥哥梁毅志早在1991年就到北京打工，在火车站倒过票，在苗圃干过活。忙活了几年，也没挣下钱。后来他回到当地学医，学成后在镇子里开了一间诊所。近来，他在镇上买了一栋大房子，正张罗着开旅馆。
“在外面打工，吃不好睡不好，还得处处提防被遣送回去。”梁毅志说。
打工期间，他“受尽歧视”。有一次，他想寄信，就问一个老人邮局怎么走。那个人告诉他：“把信放地下，风一吹就到了。还找什么邮局？”
“我当时气得真想揍他一顿。”回想起这一段故事，梁毅志仍然忿忿不平。
还有一次，他被关到一个黑砖窑，凭着自己的“机灵劲儿”才偷跑出来。
“城市不接受我们，大部分人要回老家。我们的根在农村。农村人没有理想，能填饱肚子就行。农村人也不敢生大病，一有大病，这辈子全完了。”这个曾经的文艺青年说。
在镇上买房子后，他还为自己专门设了一个书房，不过现在很少进去。
柱子的故事，是梁鸿听到的打工者故事中最为悲伤的一个。柱子个子很高，长得很洋气，16岁就出去打工，后来到青岛一家首饰厂干活。10多年后他生病回到老家。他的病很奇怪，经常会吐血，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血一直没止住。最后几个月，很多器官功能衰竭，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刚开始，家里的兄弟姐妹还积极凑钱给他治疗，积蓄花得差不多了，他们又为钱生出不少矛盾。没挨到柱子死，大家就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
梁鸿还了解到，最后厂里也没赔柱子一分钱。
村子里有几个年轻女人在一个气味非常难闻的工厂打工。梁鸿问她们为什么不离开，听到的回答是，活不好找。全然没有提及到污染对她们身体的影响。
村里有一个人，在和妻子结婚不到一个月后就出门打工，一年多没回家。年轻媳妇想念丈夫，人变得狂躁不安，逮谁和谁吵。婆婆当众骂她“花痴”，说她想男人想疯了。一天，她把化肥撒到别人地里，回家后喝敌敌畏自杀。
这样的故事，让梁鸿很揪心。“外出打工的，留在家里的，都没有自己的生活。大家都在讲社会转型，难道在社会转型中，他们就是天然的牺牲品？”她说。
学校与猪场
芝婶在厨房忙活着，刚上学的孙子一个人在院子里玩玻璃珠。院子里没有阳光，他却玩得满头大汗。
梁鸿蹲下身，拉住孩子的手，轻抚着他的头问：“你想不想爸爸妈妈？”
“不想。”孩子干脆地回答。他努力地挣脱梁鸿的手，继续玩他的玻璃珠。芝婶看一眼，叹息道：“这孩子可怜，连个伴都没有。现在的孩子都可怜，没爹没妈的。”
这让梁鸿想到了自己的儿子，“要是我的儿子也放在这样的环境，谁知道以后他会变成什么样？”
2008年暑期，她带儿子给母亲上过坟后，就让儿子长住在城里的妹妹家中，自己则住在村里的哥哥家。有一天，她早早回到妹妹家。儿子仍在睡觉，她就躺在儿子身边。儿子醒来后，叫了声“妈妈”，眼里一下子满是泪水。梁鸿紧紧搂住孩子，感觉很心酸。
芝婶每天早晨7点钟出发，骑电动车把孙子送到近3公里外的镇上小学读书。下午6点钟又得去接回来。有时路上车多，她害怕有个闪失，就推着孙子走。不到3公里的路，她得走将近一小时。芝婶腰常常疼，3个月后，她实在坚持不住，就让在镇上上班的女儿照看孙子，平日里吃住在女儿的宿舍，星期天回家住两天。
“农村谁家不指望孩子能出人头地。孩子有出息，大人出去脸上也有光。你看你爸，有你们姊妹给他长脸，活得多风光。”芝婶对梁鸿说。
梁鸿的记忆中，少年时代的求学并不像现在这么辛苦。早晨6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结伴上学去。那时，学校就在村里，老师都“很负责任”。
“80年代那会儿，哪怕是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会把他叫到学校。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之百，一点都不含糊。镇上年年评比，梁庄小学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当时的民办教师梁万明说。
而现在，有的孩子因为爷爷奶奶管不了，逃学打游戏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一些孩子早早便辍学，跟着父母外出打工。
学校是一栋两层砖混结构的建筑，每层有10间房。现在，教室的门已朽烂，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一些房间里堆着破旧的桌椅、床、沙发等，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有的房间还养着猪。推开门，猪就嗷嗷地叫起来。前几年，这里做过猪场。
教学楼前的空旷处已被开垦成一片菜地，现在种着大葱。
1984年，这所小学刚完工时，立过一块碑。后来，纪念碑被猪场的承包人垫在猪槽下面。猪场撤了后，看门人兴哥把它移到自己的院子里当石桌用。一听梁鸿要看纪念碑，他赶紧找来一块抹布，用水蘸湿，擦拭起来。初冬寒气逼人，但他坚持擦了两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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