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渠旧事-邓州李长溪！
鄙人借李老先生名著《文渠旧事》，首次公开网络，使文渠后人熟知过去不忘根本。把握现在，与时俱进。创造未来，奔向小康。如有冒犯，敬请宥恕，礼！序言 首先祝贺《文渠旧事》即将付梓。 长溪同志我们在1959至1962年四年时间事於南阳专区歌舞团，他担任副团长，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品行端正，联系群众；以后一直在南阳市群众艺术馆工作，从事文化艺术的研究和创作，主编有《南阳地区曲艺志》、《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南阳卷》等，颇有建树，知识渊博，为此，组织将他评为“副教授级”职称，是一位专家和学者。长溪已年逾80余岁高龄，却精神曼烁如鹤，颐性养寿若松。仍笔耕不辍，在2008年自传式撰写《记忆掠影》书，现在根据他的出生地文渠故乡，古往今来的一些重要事情，又继续挥笔写作的《文渠旧事》，可以说这两邓县具有五千年光辉历史，并被河南省政府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 文渠是邓州市管辖的一个富庶有名的大乡镇，是文渠乡政府所在地，距市区15公里，距南水北调渠首20公里，人口六万，耕地八万余亩，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盛产五谷杂粮，尤其特产“邓片”烟叶，名闻暇迩，豫；53、54线穿越全境，西可达长安，南通襄阳，交通便利，东临湍河，环境优美，历史悠久，自古就是一个有名的驿站。 唐代文学家、政治家韩愈，因谏唐宪宗奉迎佛骨事，被错误的贬为潮州刺史，路过邓州境内的“曲河驿”（即今之文渠)之地，他百感交集.《食曲河驿》诗：晨及曲河驿，凄然自伤情。群鸟巢庭树，乳雀飞檐楹。而我抱重罪，子子万里程。亲戚顿乖角，图史弃纵横。下负朋义重，上孤朝命荣。杀身谅无补，何用答生成。这首诗，除了表现韩愈忧虑之外，对国家社稷有热爱之情，描绘了唐代文渠驿道的绚丽风景。 《文渠旧事》内容丰富多彩，涉及农、工、商、学、卫、文及民俗风情多个方面，材料翔实，语言通俗，文图并茂，录写了鲜为人知的许多可泣可歌的故事，是给人们奉献一部宝贵的文化财富，做了一件大好事。可以说是，历览古今多少事，应信明天更美好了。 《文渠旧事》也是地方的一部历史书，尊重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汉代著名思想家王充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替”（《论衡谢短篇》)。马克思也说：“借用古人名称，战斗口号和服装是为了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这些名言，很有哲理。古为今用，继往开来，现在是从过去演变而来，不懂得过去，就无法理解现在。故而审视历史，以求发现新的价值。所以，这本书当今在以人为本，廉洁奉公，创新发展，有着很好的启迪作用。 《文渠旧事》充满着长溪热爱家乡的一片美好心情。温家宝总理说：“热爱家乡，就是热爱国家”。做为一个邓州文渠人，应该熟知过去，认识现在，创造未来，热爱文渠，关心文渠，着力传承历史，延续文脉，科学发展，能显特色；把文渠建成镶在邓西北大道上一颗密裕繁华的灿烂明珠，永放光彩，这是我们应有的共同责任。是为序2011年冬月（作者系中共邓州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后任邓州市政协副主席）自序李长溪 千年古镇一文渠，从清乾隆初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已经历了两次西移重建。众所周知，交通是发展经济的命脉，1990年后国家新修的确（山）内(乡)省道从原文渠街向西拓展，在跨越新旧（筑于1938年邓内公路)两条公路之间囊括薛冢、姚庄、褚营、下窖、马家菜园约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重建起一个崭新的文渠集。今日的文渠在党的改革创新方针指导下，富民政策的感召下，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下，将往日的文渠建设成一座工商行业齐全，经济繁荣昌盛，街道纵横宽阔，管理机构完善的农商一体的繁华似锦的新型集市，实在可喜可贺。 原来的文渠已成历史，而我们的祖先和父辈们为它的成长和经济建设付出了毕生精力，为今日的文渠重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给我们留下了笔笔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也留下了许许很多动人的故事。 我在故乡曾生活了二十年，也踏遍了文渠的各个角落，经历了多多难忘的人和事，听到过父辈、亲友们津津乐道的过去，至今仍记忆犹新。参加工作后，每年总要回去几次，走走看一看，我爱文渠的一草一木，我爱故乡的父老乡亲。 文渠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扒鱼河水是那么的纯净、清香，阔别六十年来，她仍是我日思夜想的地方。儿时的记忆常在脑海里回荡：炎热夏日同小伙伴们在那清凉的河水中嬉水游泳，在那松软的沙滩上摔跤、打闹、晒太阳；数九寒天在雪后的小巷里与同伴们堆着雪人、打起雪仗；夜幕降临，月挂树梢，和一群小朋友摆开阵势玩起那挑兵挑将；阳春三月，跟随老师郊外踏青，走过扒鱼河的小桥流水，坐在那绿茸茸的草地上，讲着故事，沐浴着春风阳光。那是多么难忘的时光啊！ 而今已进入耄耋之年，对故乡的怀念愈来愈加深沉，故乡的许多往事常常浮现于眼前，故此我想写一个小册子，对文渠的一些旧事做以记述。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文笔粗略，《文渠旧事》这本书既不是华章，更不是志书，而是随笔直叙、往事重提，讲讲故事而已。本文所列内容仅限于文渠本街以及和本街有关联的人或事，其下限时间为建国前夕。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可用三句话来概括：“想使文渠后人熟知过去，不忘根本。把握现在，与时俱进。创造未来，奔向小康。”辛卯菊月目录序言/周纪文1自序/李长溪5一.曲河古镇1二.水运给古镇带来勃勃生机5三.实力雄厚的烟草集散地8四.发展中的工商业13五.通讯业21六.医疗卫生23七.学校教育28八.文化艺术46九.春会、物资交流会58十.儿时游戏65十一.闽营人及其习俗71十二.民国初年文渠之匪患77十三.日寇在文渠的罪行79十四.文渠集的几个大院落90附：建国前文渠集老住户一览93后记/李长溪108封面题字：唐祖宣扉页题字：王杰敏封面绘画：朱剑风《忆文渠》唐祖宣：全国人大代表、邓州市中医院院长王杰敏：邓州市政协主席朱剑风：著名画家、南阳师院美术系教授
一、曲河古镇 邓州城区西北三十里有文渠集。它的左侧有一条常年流淌着的小河，原名曲河，因水流细弯多曲而得名。它源于灵山，故又称灵山水。全长63公里，在文渠乡辖区内约有10公里。这条河在诸“志”书中均称曲河，唯《清·乾隆邓州志》在“得子河”条目中提到“知州刘曰章自梁庄建坝改得子河上游归扒鱼河”。相传河水弯曲，清澈见底，鱼儿成群，乡民们用背笼、箩筐往水里一扒便能扒出鱼来。故称扒鱼河。从此曲河有了第二个称谓。 在扒鱼河左岸有一村街。唐代为商州至邓州间官道，设有驿站，称曲河驿，西通陕西，东达邓州。唐元和十四年（918年），韩愈因上《谏佛骨表》触怒宪宗皇帝而被贬为潮州(今东潮州市)刺史。路过邓州曾写过一组诗：《邓州界》、《路旁喉》，在《食曲河驿》中写道：晨及曲河驿，凄然自伤情。群鸟巢庭树，乳雀飞檐檀。而我抱重罪，子子万里程。亲戚顿乖角，图史弃纵横。下负朋义重，上孤朝命荣。杀身谅无补，何用答生成。 曲河见证了诗人睹物伤感的凄然，曲河驿也因此走进了唐诗。 曲河驿，北宋叫曲河镇，明朝为曲河铺，清代称曲河店。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因多年来在夏秋暴雨季节，左有湍河、右有曲河，河水暴涨，两河多次交汇，造成村南端商铺日渐冲刷坍塌入河，曲河石桥冲毁，店铺渐移至曲河右岸形成新街，仍称曲河店，原街称老街(今文渠乡老街村)。新街东南临近一条灌溉渠—文渠，故此后又称文渠集。文渠的开挖是具有一种迷信色彩的，据《清乾隆邓州志》载，明嘉靖间“贤科久闭，术者谓必引灵山水来，可开文风，辟礼运”，知州王道行乃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2年）自曲河铺南，开渠三十里曰文渠，导涯水(夫子涯水，即灵山水，亦即扒鱼河水）经长冢店、三岔院，穿过六门堰引水渠，又东流至紫金山北，引灌外城壕。并谓：“渠成后，是科即有荐贤书者。后，每经暴涨，水由故渠达城下，州人即为登科之验。”此渠至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湮废。民国年间专用文渠集，曲河店名废。文渠集，清、民国属曲河里，1936年后属文渠联保，1941年后属文渠乡治。曲河店改为文渠集，也有人城文曲街者，“文曲”，即使文曲星宿而言。传说这种星宿常管世间文运文风，极为文人学子之尊崇。 老街商铺逐渐移至扒鱼河右岸后，形成的第一条街，北端位于关帝庙（原文渠小学南端）正南约三十米处，南端直抵扒鱼河岸，街宽约十八米，长约二百三十米。北端建有栅栏，我记得栅栏右边的墙柱用青砖砌成，柱下有一石墩，左边墙柱由于街民建房已拆除。街南端有用砖石修建的一条码头为来往货船装卸货物之用，今遗址尚存。那时街上商行、货栈、店铺林立，生意异常兴隆，今尚能看到商铺门面痕迹。这条街就是后人称之为的“老街筒”。
二、水运给古镇带来勃勃生机 古时交通不便，物资交流不像当今有天上地下立体交通网，而是在境内靠驮队、车拉、肩挑，在境处主要靠水路运输。邓州有一条得天独厚的湍河。《水经注》：“消水”条中记有湍水，《辞源》解：湍，水势急速之谓。因湍河经邓州城区东北七里店，故群众皆称七里河。它源于西峡、内乡、嵩山三县交界处之关山坡，下游至邓州汲滩镇刁堤村，交新野入白河，总长216.3公里。在上游的文渠集南马家菜园村右岸有支流扒鱼河汇入。 扒鱼河属湍河支流，湍河属白河（古称滴水)支流，白河属汉水支流，汉水属长江支流，自然形成一条水运链条。明清时，邓州水路运输主要靠湍河。每到夏秋季节河水上涨，只只货船张满帆篷，摆着双橹，由白河划入湍河，经汲滩、七里店、柳林、曲河店、张村，大泛时可达罗庄，给湍河沿岸人民带来了生产、生活用品，又将沿岸的烟草、麻油、粮食以及西峡、内乡的中药材、大枣、柿饼、桐籽等山货运往湖广及上海等地，形成了南北物资交流之势。 曲河店是扒鱼河入湍的河口，上游虽滑涓细流，但至曲河店后，水面逐渐加宽，水势加深，形成天然港湾。每年夏秋季节，河水上涨，从湍河上来的货船可直达街南端码头装卸货物。 我记得约在1945年以前，曾在连续几年的夏秋间，扒鱼河内多次停泊过多少不等的货船，有时竟达五六十只之多，从马家菜园直到码头排起长龙等待装卸货物。 每逢河内停船期间；街民及周边乡民都到河边看热闹。船老大们坐在船尾有的叼着洋烟卷、有的吸着草烟、聊天说笑，船大嫂们头上勒着各色印花头巾，胸前戴着绣着花边的围裙、赤着脚丫子，有的跪在船上撅着浑圆的肥臀，手里拿着抹布用力地擦洗着船板，有的洗衣，有的淘米，有的生火做饭，有的把刚会跑的小孩用绳子系在船榄杆上，小孩在这个半径内呀呀学步，船大姐们更是穿得花枝招展，坐在船头扭动身躯，不时地哼哼唧唧唱着南方小调，真是婀娜多姿，好一派靓丽的风景，引得看热闹的乡民流连忘返。 商船从南方运来了大批生产生活资料、日用品，带走了沿岸待销的烟叶、粮食、棉麻等地产品，给古镇带来了无限商机。商机吸引了不少有见识人的眼球，他们纷纷上街起房盖屋、建铺面、设场子。商铺与人口日益剧增，促使街道扩展，主街依河而建，形成东北———西南走向。 民国十年（1921年）间建寨，人民习惯把东北门称“东门”，西南门称“西门”，码头内建有一门称“小水门(又叫小南门）”。从关帝庙北向的寨门叫“北门”，难怪一些外地人到文渠集迷向，分不清东南西北。下集更新三实力雄厚的烟草集散地
三、实力雄厚的烟草集散地 据史料记载：烟草于明票祯十五年（1642年）传入邓州，开始集甲于冠军、梁庄一带，以后扩展到文渠、张村等地。冠军以绳烟(又名“柳子烟”）著称，文渠以摺烟（后称“邓片儿”）享誉大江南北。文渠挡烟的优点：是色泽金黄鲜艳，二是烟味醇厚清香，三是不论卷烟、早烟吸时在停顿间不绝火，四是将烟片揉碎时再小的颗粒也成片状，而没有灰土。这是它不同于其他烟草产地独有的特点。它不但吸引着国内各地烟商，而更受到一些外国烟商的青睐，如驻武汉的英美烟草公司，驻上清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每年都要派代办来文渠订购大量的摺烟。 1908年，邓片曾作为贡品向清廷进献。1914年曾在美国旧金山万国商品赛会上获“金质奖”。1915年邓片在北京商展会获农商部一等一品奖。1929年后种烟面积逐渐扩大。 1943年烤烟传入文渠，首先由聂营李发亭(后任文渠乡长），盖起了两座炕烟楼，从许昌请来技术员开始了烤烟生产，以后不少烟农效之，烤烟普及逐渐代替了摺烟。在文渠一带的农民，几乎家家种烟，种烟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不断提高，有了大量的烟草，又有了外地采购，更有了水路运输，这就产生一个中间环节—烟叶行。从烟民那里零星收来烟叶，再整船整车的售出。从清末到民国，烟叶行成为文渠集家数最多，又最看好的龙头行业。 我的曾祖父李振铎看中了烟叶生意，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从殷漥老家迁入文渠街，在关帝庙的右侧建起了一座东向院落，创办了文渠第一家烟行—永盛增烟行。 永盛增烟行分为南北西三院。北院做烟行，南院住家人，西院为库房和打烟包的工棚。烟行的生意主要靠爷爷李金波(1872-1934年）经营，我的大伯李朝宗（1891一1958年)是外差，如同今天的推销员，经常跑樊城、汉口等地联络烟客。每年春季，外地烟客来文渠与各烟行洽谈、签订烟叶购销合同并预付部分货款，秋季来收货、回运。一般运往汉口、上海的烟叶都以河运为主、永盛增烟行在我爷爷病故后约在1935年停业。清末还有东街的洪鼎铭烟行，那是一进四的院子，前院是帐房，二院是客房，三院是家眷，后院是库房和打烟包工棚。宅子的左侧有一巷道可直通工棚。洪鼎铭的三弟洪玉亭是他的外差，常驻汉口。及褚志臣(褚永太之父)烟行，他建有东西两座院落，西院住家眷，东院为烟行。 烟行越开越多，上规模的有：赵芝和的太和烟行、杨世昌的中华烟行、王春海的振华烟行、陈勺三烟行、刘学始烟行、后有褚贯三烟行，郭天西烟行、曾任文渠联保主任的崔楼的崔杰三亦在文渠南街建起了大院，开办了烟行。杨世义就是崔杰三烟行的管家和账房先生。还有几家小打小闹的烟叶收购铺。 每到秋季，各烟行门庭若市、车水马龙，这是来自厚坡、庙沟、半店等地及文渠周边的烟农们车拉人挑、争先恐后向烟行送烟的热闹情景。每到这个时候，街上的饭馆、酒馆、茶馆客满为患，烟民们怀着丰收的喜悦大吃大喝，以示庆祝。平时逢集，不少烟民带上几斤烟叶到集上卖几个钱，到饭馆吃喝一顿，到茶馆品茶休息，走时给家人捎上几斤肉，买上一捆油条，挂在长杆烟袋上，背在肩头，嘴里哼着梆子腔，一路歪歪斜斜回家、那是多么惬意啊。烟叶给文渠带来了经济繁荣，形成了邓州最大、最有实力的烟叶集散地。
四、发展中的工商业 卷烟业文渠集的商业除上述十余家烟叶行外，还有与烟叶紧密相关的卷烟厂的开办。1944年前后有民康、谊友、民丰、三环四家卷烟厂。尤尤为突出的是1943年秋洪铭五(街坊五哥)开办的民康卷烟厂，位于街中心十字口南崔杰三大院内。卷烟工序除检烟、去筋、加料、包装是人工操作，其主要工序切烟丝、卷烟都是自动化，已达半机械化程度。该厂生产的十支装“冠军”牌香烟，选用上等地叶，配料得当，销售量大，远销陕、山两省。记得那时我寒暑假期间也曾到民康烟厂包烟。包烟工约二十几人，包烟质量最好、速度最快的要属靳文斗和他的两个妹妹大风、小风，常受监工表扬。 1945年三至八月，是日本侵略军在文渠的占领期，机制卷烟厂停产，手工卷烟兴起。时有东街黄金泉，在诸永太东院办起了手工卷烟厂。他用砖石封闭了周围所有门窗，出入用梯子越墙而过，不知底细的人很难进入。这里有工人三四个，每天能生产四十几盒用绵纸封包的十支或五十支的手工烟。他选用上等烟叶，烟丝配料有：白酒、糖精、麻油、香料。包装后托人销售，在当时日军不断侵扰情况下，手工烟亦能满足当地一些烟民的需求。日军侵占文渠后，我家迁回老家殷窒，后又迁至湍河左岸小贾营。农历五月间麦熟，为了回家收麦方便，又移至老街村北头彭家佃户岳文秀家，直到日寇投降。收麦前我曾进过一次街，想回家看看，碰到黄金泉（我称五哥)。他很高兴地约我到他的烟厂玩玩，我惊异地随他到诸家墙外。他打了个呼哨，从墙内站起一个人放下了梯子，我们登梯而入。只见正房当间放置着一条长案，案上摆满了木制手工卷烟机、无齿钢锯、烟丝、棉纸还有包装好的成品烟。他让我吸了一根一连四支的长烟卷，色香、味都好。最后他和我商量让我替他销烟，和我按四六分账，反正那时无事可做，我答应了。后来就在由文渠到老街村的扒鱼河桥头抓了个烟筐专一销售黄金泉的手工烟，每天能卖出十几盒。买烟最多的人是文渠日伪乡长孙立农所带的一群乡丁。孙立农家住湍河左岸孙万盛村，每隔一两天他们就打着日本国小膏药旗从孙万盛到文渠街往返一次，直到日寇投降。铁业 有刘清科、刘清义的大炉铁匠铺，黄金堂、邹玉亭的小炉铁匠挑，“刘记”钡刀，“黄记”镰刀都是四乡闻名的产品。木业有街北头的夏书长木匠铺。
制碱 订南街姚风德兄弟的铁锅愁碱。，我小时常见姚民兄弟在那老土墙、旧厕所墙根，佝楼腰用小铁产小心要翼的刮着墙壁上的白色硝土，做熬碱的原料。日杂货店 有丁涧泉的中心泰杂货店，该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薄利广收、销售量大，深得用户们的信赖。还有吕景文、李道同、刘拐手(不记得名了)、翁子召、宋金铭的日杂铺。赵海亭(字雪傲）的锦货铺。吉文甫的布匹店。洪振琳的文具店，代办邮政。以及盐业合作社等三十余家。服务业 饭铺，东西街约四五家，以关帝庙门前的陈省发（雅号二瞎子）经营时间最长，铺面最大，菜看最好。特别是他侄子陈元朝的提面油条、韭菜角甚为鲜美。有李军声（我三叔）等户的黄酒馆。薛荣海的卤肉摊等。 有贾风亭、陈省发等家的茶馆。 理发业有曾娃、杨发七、杨发玉，以后又有聂营冯氏，因他理的发型时尚，不少公家人、教师、商号老板请他入室理发。 有画匠何清辉的纸扎铺，经营祭祀用的纸马银钱以及风筝、走马灯，还为一些庙宇泥塑神胎。 在寨外邓内公路旁有盛明甫、朱三星、朱长生经营的自行车修理铺和街内外十几家经营各色各样商品、及修理小件物品的小摊贩等等。风味小吃 雅号常烧毛的韭菜鸡蛋包、羊肉包子，选料讲究、做工精细、咸淡正当、香味扑鼻、现蒸现卖，包子出锅即用篮子㧟上街到十字口吆喝：“羊肉包子啊，非蒸包”。他嗓门大，街民们为他编了顺口溜：“常烧毛或一壁，震有四门响叮当，韭菜包子鲜，羊肉包子香”。 郑子生的焦花生，花生经过严格筛选，不大不小，没有霉变没有虚壳，拌着扒鱼河里的小鹅卵石在铁锅内小火炒熟熔焦，吃起来又脆又香。 郑子昌的焦麻叶，用黄酒、麻油拌面，加进去皮芝麻，将面杆成菲薄的面片，切成农家窗柩型，用上等麻油温火炸焦，出锅后麻叶薄得透亮，越嚼越香。 李之更的猪血汤，他原是屠宰户，以杀猪打绳为业，头天杀猪时用盆子接下猪血，洒进食盐凝固。他在十字口修了一个常年用的土灶，每到逢集，支起能盛一担水的大锅，烧开后用刀将凝固好的猪血拉成二指宽一指厚的小块下锅，待猪血泛熟时放进菠菜，浇上辣子油，撒上蒜苗、香菜沫，即可盛碗出锅。此时食客蜂拥而来，一大锅猪血半个小时售完，每集大约售两锅。猪血汤喝起来香辣可口，还可治疗便秘。 马进才的羊肉粉皮胡辣汤，汤料有肉桂。陈皮、花椒、胡椒，汤内加入面筋块以及油炸面泡，出锅时碗里再加进一点麻油、老醋，真是味美可口。其他行业 粮行有郑子森（人称郑七佬)、郑子盛、郑应五、周新茹（薛荣福之妻)等。 油坊有郑襄洲、孙八爷（后多次更换老板，其中有吕景文）和小河右岸的老街油坊。 有靳魁盛父子、曾光成、陈祖太等的棉布摊。陈元山等人的线行。 老街筒的崔家染坊。老街筒回民穆姓的牛肉架子，街北头李之让、李之更的大肉架子。 东街王定式的蔬菜摊。 东十字口，洪金盛的卷烟糖果摊。洪金盛所卖的卷烟多为外地烟，有上海的“美伞”、“老刀”、北京的“大前门”、青岛的“哈德门”、美国的“骆驼”、厦门的“大炮台”等牌子，还有邓县的“菊花”牌和文渠产的“冠军”牌香烟是文渠集卷烟销售量最好的一家。 郑敬立、陈元云、高家喜、李九思等人的蒸馍挑，尤其是李九思的特制千层饼最为好吃。 有徐清怀的货郎担、高福禄的油盐挑、 另还有罗成合家的手摇织袜机织袜、王善泉的花炮、糕点铺以及裁缝铺等。 文渠是按农历逢双日开集，每遇逢集乡民们带着自产的农产品，烟叶、麦、豆、芝麻、蔬菜、瓜果以及家禽家畜等，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或销售、或以物换物，街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一片喧嚷，茶馆酒肆，呼五吆六，热闹非常。
下集更新五通讯业五、通讯业 时下通讯联络已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电话座机、手机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用品，随时随地可直播全国各地，就是向国外亲友打个电话亦如同游戏。 然而在建国前，文渠仅有在联保处(后为乡公所）设有一部手提式直流手摇电话机。1945年前后的电话员是马家菜园村的马道中，此后在文渠乡长李发亭官邸设有一部电话机，仅能和乡公所直通电话。在文渠与外地通讯联络只有靠信件，发电报还要去县城邮电局。1946年秋文渠乡公所才设立了一台小型电话分机，仅能与县城和几个较远的保公所如庙沟、半店、九龙集等通电话。 民国30年（1941年）开设乡镇邮政代办所，文渠开始由联保处代办，后交洪中和线有长子洪振琳以经营文具纸张为主的杂货店代办。
六、医疗卫生 中医内科有魏济川、魏仁三、吴应智几家，他们既看病又卖药，在自家经营的药铺里坐堂行医，开了处方就地抓药。唯有名中医魏儒林只看病不卖药，又多是为当地头头脑脑或患疑难杂症的人看病，看后由病家“川资”，即给手续费。 中医外科大夫余耀南，自制创科膏药，有奇效，远近闻名。 中医儿科大夫张子奇（行六)，人们都称他为“六大夫”，是我的干老子，虽家住满河左岸张庙村，但经常骑着小毛驴来文渠为患儿治病。他医术商超，有手到病除之功效。先生四代儿科世家，享誉湍河两岸，尤为文渠人信赖。他有一祖传秘方及一套特殊处理手段，能预防新生儿常容易出现的“脐风”、“马牙”“白喉”、“痉挛”、“无名高烧”等危险病症，而确保婴儿的健康成长。用此方者必须在婴儿出生的三天内，其医疗程序：第一步先用一根灯草蘸上香油，点燃后用点燃的端在婴儿面部的印堂穴、人中穴、两侧太阳穴以及胸前两个乳核的左右前后中各部位（共十四处），各淬灭一次，此时婴儿会不停的尖声哭叫。第二步用面块拍成手掌大小，一公分厚的圆形片状，在面片上再捏一个面窑窝，放在婴儿头顶百会穴上。揉上七个直径约两公分大的的干艾球，点燃后逐个放入窑窝内，大约经两个多小时，艾球才能烧尽，此时的要几汗流法背，肚子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这两步可清除婴儿体内的胎毒。第三步大夫给药。有黑白不同的两个药丸，婴儿入睡前先服下黑丸，至夜半时婴儿会出现哭闹，四肢乱抓乱险，全身颤栗，急躁不安。此时再让其服下白药丸，此步可使婴儿的五脏六腑伸展、正位，而正常运行。服药后的婴儿逐渐安定下来，在很短时间内便安然入睡。张子奇用这种治疗方法使文渠一带很多新生儿得以健康成长。我长大后曾听母亲说，我在婴儿期干老子对我就是这样“尊古炮制”的。建国后张子奇为文渠乡卫生院儿科主治医生，退休后由其孙子张振云继之。 李子欣(我的本家三哥）自学成医并开有小药店，以中西内科为主，兼行小儿科。建国后为殷窒村卫生所主治医。中医还有一个“告助”活动。告助即是向街坊、亲友、病友求资助，往往是在经营惨淡、入不敷出时采取的无奈之举。每逢这项活动，主家先发帖子，出告示，宣布某某大夫在某月某日举行告助。告助当天门里门外清扫干净，准备上几桌酒菜以招待资助较多的客户以及远来客人，门前还请上一班吹鼓手，点燃鞭炮，满炉焚香敬奉药王爷，门前设礼单桌，大夫及伙计们更换新装，在门口迎接客人。 西医：冯玉泉内外科兼治，有西药门店。他医术好，人缘也好，看病认真，在文渠一带颇有名气。 散医吴岑寿（退役军医)，他客居文渠，只有行医药箱，以外科见长，往往外出看病。约在1946年的一天，湍河左岸姚湾村一个十岁患膀胱结石的小孩排尿不出，痛苦不堪，病家找到了他。吴岑寿在既无病房又无手术室的情况下，借用了崔杰三家的过庭南间，用石灰水把需壁喷刷二遍，又借了两张方桌做手术台。并用白酒喷雾整个房间，手术从切口取结石到缝合仅用了半个钟头，取出一颗像带壳花生一样大小的结石。这次手术使吴岑寿名声太振，若在当今仅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在那样的条件下做剖腹手术却是一大奇迹。建国后，吴岑寿成为了邓州市人民医院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 兽医李清太，薛冢人，医术精湛，对人谦和自设药铺并兼营牲畜钉掌业务，经常走村串户，为病畜治病而享誉文渠四乡。另外：街内还有位人称韩老婆的，土方接生，产妇临盆时，她令坐在土坯上，说可以吸收产妇流下的血渍，并在产妇旁点燃一堆火御寒。她带有剪刀一把说是用来剪脐带的，让主家备香油半碗说是用来做润滑剂的。产妇生产时她让家人从产妇背后扛住腰，两手扶住产妇肩膀，韩氏拉着产妇的双手助产加力，待产妇羊水破时，她用手蘸满香油，伸入产道，抹来抹去使产道润滑。若是顺产，她接下新生儿，剪断脐带，包扎起来就算完事。1947年冬，我的第一个孩子(月内患脐风夭折）就是请韩氏接生的。若遇难产就不好说了，听说有一产妇横胎难产，她只保住大人放弃了胎儿。七、学校教育社学 社学者，乃乡镇所办之学。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廷规定“每社(古代有时五千户为一社，有时五百户为一社）立学校，择通晓经书者为师，农隙使子弟入学。”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颁诏府、州、县立社学。诏书曰：“乡社之民未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导民善俗，称联意焉。”遂社学兴，邓州城五关俱建社学，后遭匪患洗劫，校舍毁坏，荡然无存。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知州潘庭楠建社学，计有城内五关和四乡共十一处，曲河铺日“从善学”。教化内容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千字文、首小学，次《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然后章句、五经等。私熟 私塾，即私学，亦称私馆。有四种类型：一是富贵之家办的，称“专馆”；二是贫寒之家联办的，称“村馆”三是教师自办的，称“门馆”四是专教成人的高级学馆，称“经馆”(一般是科举未中的生员补习场所）。清至民国初年，文渠一带较大的村落都设有私塾，大都是“村馆”。只有老街彭家大院办过“专馆”。我的曾祖父李振铎曾在殷窒村馆教过私塾。我的父亲李银艇18岁（1916年）开始在文渠西街由街坊上学子弟家出资办起一所“村馆”。1925年父亲经县府选调邓县短师班学习半年，结业回乡筹建文渠小学。官办学校—文渠小学 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文渠小学成立。校址仍在西街私塾原址（即建国前郑襄洲油坊），1927年遵省政府令迁入关帝庙。庙内有关帝庙宇三间，神殿前卷棚三间，院内东西廊坊各三间，北有正房三间，在东廊房南有厨房两间，在庙东侧有一座三层高的炮楼。开始只能容两个初、中级复式班，学生近百人。 第一任校长是我的父亲李银艇，教师有紧邻二哥郑飞声，教算术、老街彭骨臣，教国语、本街袁进青，担任教导主任，另有总务一名。学校设校董会负责研究学校重大事宜，董事有：老街彭玑堂（原名彭廷璇，官宦世家，人称彭大少，后为省议员）、本街郑襄洲（1933年曾任邓县民团首领，同年5月被内乡民团杨捷三取代，后为邓县议员）、本街刘尧忧(商会会长，1947年后，曾任文渠乡长），还有几位大商号老板。 民国十六年(1927年）河南省主席冯玉样下令，各地庙宇改为学校，变庙产为学产。文渠小学收回届堂庙产八十余亩，关帝庙庙产二十余亩。同年由县府下令将文渠小学改为邓县县立第六小学。 民国21年（1932年）老街彭子玉毕业于私立中国大学，回乡后担任文乘小学第五任校长。先由其大哥彭现堂向学校捐赠河滩地二百余亩为文渠小学校产。河滩地位于老街村南至两河口（扒鱼河入湍河处）约一公里长，左至端河右岸，右至扒鱼河左岸，约一公里宽，原是河滩荒地，后由彭家开垦。彭现堂将靠扒鱼河一侧的土地捐给了学校。据父亲说，学校庙产加上河地，每年可收六十余石（一石225公斤）粮食。除用于学校扩建、修缮、教具添置外，对教师也略有补贴，除县府拨发工资外，高级教师每月可补贴原粮三斗，中级教师每月可补两斗，初级教师每月补一斗半（后因学校几次扩建，这项补贴也随之减少)，因此曾有不少外地教师纷纷来信，毛遂自荐。 旧时教师是聘任制，一学期或一学年下一次聘书，教师如果在假期接不到聘书，那就只能赋闲在家了。旧社会教育界有句俗话叫：十年教书不富，一年不教就穷。 1940年奉令将邓县县立第六小学改为文渠中心小学。 1943年十月十日县政府下令在邓县东校场举行全县中小学童子军检阅。童子军是儿童接受军事化教育的一种组织，1908年由英国军官贝登堡创建，中国于1912年成立童子军，邓县一小于1931年首建，文渠小学童子军建于1932年秋。 文渠中心小学为参加这次检阅组建了一个中队、三个小队，每小队九人，带绿色塔形帐篷三个(每小队一个)，民房形帐篷一个作指挥室，自带炊具、食物，由队员自炊，露营三日。这次检阅采用阅兵式、分列式，接受县长汪海涛、民团司令丁叔恒、副司令孟继华等人的检阅。文渠小学历任童子军教练刘怡堂、唐静波、李乾刚等。 随着教师、学生不断增加，班次增多，校舍需要不断扩建。从建校到1947年，一共进行了四次扩建。1930年武进之任校长时，在原北屋房东山接建三间教室。1940年杨道龙(穰东人）任校长时，在庙院后边建起一排九间土打墙低瓦房，增添了三个教室。1942年贾鸿文(1912-1981年，禹皇店人）任校长时，扒掉了庙前炮楼，拆去了关帝神像，在新建的三个教室后，向北拓宽约三十米又建起一排十三间砖瓦结构房，分四个教室，中间过道直通后操场，又在这排教室南面东侧建起五间教师宿舍、三间教室。1945年秋张永廉（湍东张闸人）任校长时，在庙前十米处建大门一座，两侧各有耳房一间，大门西侧建教师宿舍三间，在大门东侧临街北向建学生厨房三间，靠东墙又建总务室两间，在庙院第二排房东山墙接建四间做教导处，又在后院两排教室中间建宽十米，长约十六米砖木结构礼堂一座，在礼堂西侧，翻修教师厨房三间。至此，文渠小学已有了大门一处，礼堂一座，教室三十三间，教师宿舍、办公用房共六十六间，已初具一所“完全小学”（初、高等小学校合设）的规模。文渠小学历任校长名录(1926-1949年）及任职时间：李银艇(1926一1928年）刘百川（1928-1929年）刘毅然(1929一1930年）武进之(1930一1932年）
彭子玉(1932-1939年）杨乃珊（1939一1940年）杨道隆（1940一1942年）贾鸿文(1942一1944年）张永廉（1944一1946年）蔡朗轩（1946-1947年）杨宣三（1947-1948年） 孙香峰（1949年春一)从1926年至1949年聘任的本地教师有：李银艇(1898一1950年），文渠街人，第一任文渠小学校长，两年后为该校教员、总务、文书等职，在校供职23年。郑飞声，文渠街人，算术教师，在该校供职23年，83岁卒。袁进青，文渠街人，史、地教师兼教导主任，社会职业为土地丈量员，因病早亡，在校供职10年以上。彭胥臣，赵集人，常住老街村，国语教师，在校供职约6年。刘尧忱(1879一1950年)，小学校董及社会课教师，社会职业为文渠集商务会长，在校供职约10年。林旭青，又名林茂自，文渠街人，音美数师，在校供职约5年，彭麟先，老街人，国文教师，在校供职约2年。薛荣福，又名薛勇夫，薛家人，体育教师，在校任教约2年，后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南京卫部队下级军官，1950年在四川随军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回乡后任太山庙及文渠小学教师，82岁病故。 郭祖亮，薛冢人，任总务兼教珠算，供职约15年。 张先生（其夫陈启明)，花园村人，算数教师，在校供职约3年。 张文山1924年生，薛家人，早年从文渠小学毕业，考入信阳师范，于1944年任文渠小学文教师、教导主任。 李显亮1923年生，聂营人，早年毕业于文渠小学，考入信阳师范，于1944年任文渠小学教师。 李子千，聂营人，国语教师，在校供职约三年。杨宣三，文渠街人，于1947年任文渠小学教师，1948年由街民推荐、区政府默认为文渠小学校长，在1949年春由县府派来孙香锋任校长，杨宣三未留任，负气退职。文革后，平“三案”时我曾建议他到县府请求对这段历史的复查，可依冤案处理，当时已有此种案例，但他放弃了申诉，后为文渠林场管理员，至84岁病故。 文渠小学外地教师往来很多，大部已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有：卢治国1919年生于邓县夏集乡城隍庙村。卢治国早年考入河南大学经济系。在河南大学期间参加党的地下组织，1935年秋在文要小学任教师一学年。1947年2月，在上海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同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3月参加工作，1959年至1977年任民盟河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77年9月后，直担任民盟河南省委员会召集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等职。朱剑风，又名朱剑峰，1917年生，南阳市人。1942年春任文渠小学美术、音乐教师，曾绘过一册枕头花、鞋花等油印范本，排演过曲师生参加的，以宣传抗日为内容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1945年日军侵占文渠，先生曾离开一段时间，1946年，先生又返回文渠小学任教。期间曾为学生排演过话剧《升官图》。1948年夏，朱先生离开文渠，建国后任南阳师范、南阳师专美术教师，后为南阳师范学院美术系副教授、著名国画家。其他还有体育教师武汉的刘怡堂及其夫人算术教师阎依若、国语教师太康的王静波、自然教师新乡的郭河源、美术教师邓州的宁美林、童子军教练唐静波、体育教师李乾刚、算术教师马明姬、总务陆万春以及张永泽、张海亚、杨更轩，还有武术教练王某、军乐队教练钱号长等。 文渠小学从建校至1949年的二十三年间为国家、为人民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建设人才。其中不乏厅局级干部、县处级干部、以及教授、专家、学者等。我记得有：刘觉（1918一1996年），原名刘心远，文渠街人，刘尧忱的次子。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建国后在北京中直某机关做内保工作，1959年随中直机关部分领导干部下放南阳。曾任南阳地区七技校副校长、南阳地区农科所副所长、南阳市烤胶厂厂长，1978年任南阳市电池厂党委书记，行政12级，离休后享受正厅级待遇。 张文山，1924年生，薛冢人，早年毕业于文渠小学，1944年由信师毕业后回母校任教。后于1954年由河南大学教育系本科毕业，1954年秋至1963年春在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系当教师（今华中师范大学)。1963年秋在南阳师院专科学校任教师。1972年6月至今，在南阳师专（今南阳师范学院当教师），1985年被评为南阳地区优秀教师，1987年评为教授，河南政协委员，编著出版有：《儿童的社会教育》，《心理学》、《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学用书》、《作业心理学》。发表有：《“学记”中教育心理学思想初探》、《关于心理学的方法论问题》、《关于初中生学习兴趣的调查研究》等论文，教育学家，学者。 李子杰，原名李道同，聂营人。1948年多加工作，任文渠区粮库会计，后任南阳地委办公室秘书、南召县副县长等职。 杨艺林，原名杨保树，下窒村人。画家，曾任天津美术学院教授。 孙重恩(1926一2000年），湍东孙万盛人。河南师院、郑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洪金田，文渠街人。1948年参加工作，曾任邓州市穗东区副区长，离休前任开封市仪表厂（市级厂）政治部主任副处级。 李显亮，聂营人，早年毕业于文渠小学，1944年信师毕业后回母校教书，1953年进修于河南师专高级班毕业，后任邓州八中、邓州市四中任教，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 袁鸿干，文渠人，早年毕业于文渠小学，后任邓州市二中高级教师。 陈祖保，文渠人，早年毕业于文渠小学，建国后任唐河高中数学高级教师。 杨法中，文渠人，早年毕业于文渠小学，曾任邓州一中高级教师。 张保庆，殷漥人，早年毕业于文渠小学，建国后任中小学教师，邓州水利局工程师。 丁心秀，文渠街人。1951年参加工作，曾任河南省歌舞团琵琶演奏员、邓县文化馆文艺创作员、南阳地区文工团琵琶教师、内乡文化宫副研究馆员、曲艺作家。 郑明甫，原名郑敬亮，文渠街人。1948年参加工作，曾任文东乡财粮助理，后任邓州市市委、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李长溪，文渠街人，1930年生，1943年毕业于文渠小学，1949年八月参加工作，1992年元月离职修养，曾任南阳市群艺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 李建德，薛冢人，早年毕业于文渠小学，旧军官，起义后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任某部副团职参谋，转业后任邓县县府党总支书记。 陈元富，马家菜园人，曾任邓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洪金友，文渠街人。邓州市八中高级教师。
李学敬，薛冢人。曾任文渠乡教办室主任、中学高级教师。下集更新清末民国文渠新老街之大专生及出国留学生 李学敬，薛冢人。曾任文渠乡教办室主任、中学高级教师。 清末民国文渠新老街之大专生及出国留学生彭运斌(1865一1919年），字右文，老街村人，彭而述9世孙。18岁博士弟子员，光绪三十年（1904年）举进士，任刑部职，时清政府历行新政，进士馆选派他赴日留学，入法政大学学习。光绪33年（1907年）回国，仍在刑部供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豫人创筑洛潼铁路，彭任协理，驻洛督工，亲自勘测、指导。开封开办师范、法政两学校时，聘任运斌为监督。不久被选为资政院议员。 民国元年（1912年）邓县两次遭受灾荒，运斌倾囊办，发贷款，周济贫苦。民国六年（1917年）彭运斌任河南水利会会长。民国八年（1919年）夏，习河、白河暴涨，淹没房屋农田、牲畜无数。他奔波京、汴呼救，政府决定用发行劝募奖券的办法实行救济，交运斌督办此事，他朝夕规划，废寝忘食，不久病故。 郑国翰（1896—1934年），字干臣，新街人，郑襄洲之兄。毕业于河南高等学堂，民国时期曾任过鲁山、大竹、项城、伊阳、渭南等县知事。1924年曾奉命赴兰州，迎接西藏班禅活佛。同年九月任陆军三十五师第一混成旅旅长，后改为陆军第三军第一旅旅长。在驻灵宝期间他在一次与土匪遭遇战中阵亡，卒年38岁。其著作有《暑城日记》、《四子王府游记》、《邛洛瓦丛》、《俚俗格言释文》等。 赵铁千(1928—1985年），赵芝和之子，文渠街人。1949年夏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他在开封高中时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文艺社”。大学毕业后，历任武汉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副主任、实验医学研究中心生理室主任《国外医学生物学》杂志副主编、武汉医学院学术委员会会员、同济医科大学基础部及武汉市生理科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武汉市科学委员会医生部科学委员会生理学专题委员会 会员。 赵铁千从事生理学教学30余年，主译德文《神经生理学基础》，主编《生理学方法与技术》丛书及《生理学实验指导》等书。 彭廷璇，国立北京工专，字玑堂，老街人，曾任省议员。 彭廷英，私立中国大学，字子玉，老街人，曾任文渠小学第五任校长。 彭廷印，私立朝阳大学，字子信，老街人。 彭鑫先，国立工业学院，玑堂之子。下集更新八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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