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辩论赛青春无悔，该怎么答辩？
急急急！辩论赛青春无悔，该怎么答辩？ 知青岁月：青春无悔还是不堪回首（2012年06月04日来源：腾讯网）
近日，大型“青春励志剧”《知青》在央视热播，只播出短短数集，已引起了巨大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看待那段岁月，究竟是“青春无悔”，还是“不堪回首”。
“无悔论”者说：“这部剧告诉人们，逆境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非常重要”，这种苦难酿就成功的心态，是“青春无悔”的哲学基础，也是该剧“青春励志”的立足点。
“有悔论”者们则说：“上山下乡”本就是一场苦难，部分人在逆境中的奋斗并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
这种认知分歧，实在引人深思。
所谓“青春无悔”，是“因为无何奈何，要自我安慰”
有一首知青诗歌这样写道：“我们说青春无悔/是因为无何奈何/要自我安慰”——自我安慰，不能接受自己的青春被操控，难以面对自己的青春无意义，这才是“青春无悔”的真相。
知青生活不美好，“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某些地方“一百零三名干部奸污女知青”
《知青》 编剧梁晓声说，《知青》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他们想给观众看到真正的知青是什么样子，而不是被浪漫化、被规避掉“生活”。 《知青》只播了两集，我们无法判断梁晓声是否在信口开河。不过，目前已有不少资料披露了当年知青的生活情景。
农村生活贫苦，这是人所公知的，城市青年下乡后一下子就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其不适也可想而知。除了克服农村的生活困难外，知青还要承受管制和欺凌，在《中国知青梦》一书中，邓贤引用了大量官方档案描述了这知青被管制和欺凌的残酷一面：
“（第十八团）排以上干部亲自动手四十八人，被打知青一百一十人，遭受三十几种刑罚，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内伤严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未死）……”
“辽宁省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三千四百多起，四川省三千二百九十六起……河北省，仅一九七二年奸污案一百一十九起。”
“云南省知青办揭露：据不完全统计……有一百零三名干部奸污女知青
第十团司令部参谋刀世美（正连级），有妇之夫，采用欺骗、引诱和胁迫等手段，鸡奸男知青二十余人”
诚然，确实有部分知青是怀着某种理想主义去上山下乡的，但决不应该因为这部分理想主义，就遮蔽掉它背后的迷茫、苦闷乃至血腥。
知青们自己写诗说：“我们说青春无悔，是因为无何奈何，要自我安慰”
“这部剧告诉人们，逆境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非常重要。它不仅可以让知青这一代回望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可以让他们的后代、今天的人了解那一段历史，为人们注进精神营养，珍惜今天。这就是电视剧《知青》的价值。”某文艺评论家如是说。该看法十分有代表性。这种苦难成功学，在90年代相当流行。在90年代后期，当年的青葱少年变成大叔了，他们回望和纪念自己的青春，部分人喊起来了“青春无悔”——“我吃了苦，但是我不后悔。”
“青春无悔”的提出，源于一场知青“青春无悔”的展览及其出版的图书。据其发起者之一的王晓梅说：“我觉得青春无悔的含义我是这样理解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我是绝对不赞成上山下乡运动，像这样一场运动是对民族和国家的毁灭。而对我们自己来说呢，因为我们在这种环境中间，没有办法的时候，被迫走的一条路中间，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任何生活情况下，在艰难困苦之中，都能得到一种生活的体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财富了。”
网络上流传着一首署名为张愚若、张谷若两位知青的诗歌，是作者参观崇明岛上东平森林公园里知青立下的“青春无悔”纪念碑后所作，其中有这样几句：我们说青春无悔/是因为无何奈何/要自我安慰——自我安慰，不能接受自己的青春被操控，难以面对自己的青春无意义，这才是“青春无悔”的真相。
更荒唐的是：这种“无悔”还被人为提升到“与共和国共苦难”的高度
“逆境更容易成才”、“吃得苦中，方为人上人”，在我们的文化中“苦难”有着救赎的意义。知青称“苦难”“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财富了”，喊“青春无悔”，多少源于这种对苦难的解读。
然而，苦难对于知青来说，意义并不局限于此。一些知青认为“现在我们更能吃苦了，扛着共和国的苦难”，把个体的困难上升到“国家”层面。对此，刘亚秋在其《“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一文中分析：
“无悔被归因为‘与共和国共苦难’，换言之，我们‘扛’起了共和国的苦，在这里，无悔是通过个体的“苦”的意义转置实现的，即个体的苦提升为国家的苦难。”
“知青文学、公开聚会等权力运作将这种苦感提升为一种国家的苦难。于是，不管多么琐碎的‘苦’都变成了一种庄严的‘苦难’，为国家‘扛着苦难’。‘苦’不仅对个人具有意义，而且因此获得了一种国家历史的意义。”但这种意义是如此荒唐——他们浑然忘了，这种“苦难”是谁强加在知青们头上的。受害者与施害者居然唱起了同一首奇妙的赞歌。
“无悔青春”是人为造成的历史失真，让人“误以为当年的知青今日大部份都是中流砥柱”
在90年代，大量的知青“怀旧”作品对往事魂牵梦萦、无限怀念，“无悔青春”成为热潮，随之也招来非议。郜元宝说“老知青中一部分‘成功人士’的回忆录及杂感汇编，知青作家自选集等，范围有限，不容易体现知青文学的全景与实绩。”
张严正也在《其知青图书开始走出误区》一文中批评知青中少数成功精英对知青岁月的眷恋，给下一代造成错觉和迷茫：“一时间，多少知青看罢后，‘热泪欲零还住’，从而掀起了回首“无悔青春”的‘自恋情结’热潮。并引发了少数知青名人对黑土地和插队生活的眷恋、追忆和讴歌，从编写回忆录到筹办联谊会，从歌曲‘小芳’到‘老插酒家’，直到电视剧中出现的知青出身的厂长、经理。……正由于这种人为造成的历史失真，给下一代造成错觉和迷茫，误以为知青一代的成功与辉煌和苦难与汗水有着必然的相关关系，更误以为当年的知青今日大部份都是‘中流砥柱’。”
高喊“青春无悔”的几乎全是知青中的精英，沉沦底层的知青是“沉默的大多数”
高喊“青春无悔”的几乎是知青中的精英，然而大部分没有话语权的知青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这些真实生活现状是怎样的？
《又说“老三届”》作者张地说：“据我所知，知青中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处于很一般的水平，相当一部分还在为住房、子女、甚至为户口和找工作而奔波。”宁红岗则更为直接：在扬起‘青春无悔’的漂亮大旗时，还应想想那些仍留在社会底层，没有机遇，没有能力，没有毅力再回升的知青，少说些豪言壮语。
张地的描述较为笼统，在其背后，其实有很多鲜活的案例。譬如，知青回城后，为了生计奔波之余，他们成为城市边缘人，遭受歧视。
某女知青说：“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我们到北京以后，人家不理解我们，人家排斥我们，其实我们原来是北京人，等我们下乡以后，他们就觉得把这些人赶走了，等这些人又回来了，然后就觉得这些人抢了他们什么，我也不明白北京人什么心理，是觉得这些知青回来呢给他造成什么交通堵塞，你老农民似的。”
对于那些部分知青精英来说，他们高喊“青春无悔”，因为现在的成功了，可以从苦难中得到救赎，然而，对于这些为生活奔波劳碌、生活依然困苦的大部分知青来说，经历苦难后并没有迎来天堂，而是延续着另一种苦难，对于他们来说，青春真的无悔？或许那段苦难对于他们来说，只是简单的“受苦”，并没有过多的意义。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受苦的不仅是知青，还有数亿农民
“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其实视线都局限在知青们自己身上。真正的悲剧是：迄今为止，极少有人、有作品关注到“上山下乡”的另一被波及到的群体——农民——他们当年遭受了怎样的冲击。他们同样也是这场运动的牺牲品，是苦难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知青文学”，他们也提炼不出“青春无悔”的口号，更不懂得将个体的苦难提升到“与国家共苦难”的高度以获取心灵安慰，他们才是真正的失语者，才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
上山下乡让亿万家庭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
“上山下乡”，不仅牵扯着知青的命运，而且让整个家庭的陷入苦难的漩涡之中。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是，亿万家庭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譬如：
“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团的北京知青蔡连和，下乡三年后的第一次探亲就要结束时，其母亲脸上不时流露出痛苦的表情，在近乎恳求的挽留不成之后，埋头为他收拾行装时，突然倒在床上，顿时神智不清，送到医院紧急抢救，但已无回天之力。三年的苦熬苦盼，结局却是这样的凄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他大声疾呼：天哪！世道对我为什么这样的不公平？母亲可以给我一切，我却给了母亲了什么呢？蔡连和的眼泪哭干、心都碎了。”
许多知青存在各种婚姻问题，下一代往往成为这种家庭缺陷的牺牲品
知青回城，带着子女来到陌生的城市，再加上原本知青的婚姻有诸多问题，家庭生活多少有所缺陷，所以知青的子女的成长道路也不平坦。陈红在其《帮助知青子女排除心理障碍的尝试》一文中谈及：
“他们有的寄居在亲戚家里，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倍感孤独；有的即使受到祖辈的疼爱，但由于长期和父母分离，思念之情苦苦地煎熬着这些幼小的心灵；有的较为幸运，能随父母一起返城，但父母由于工作差、收入低，生活的压力造成烦躁，有时会转嫁到孩子身上；有的父母由于自己的不如意，因而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期盼孩子能出人头地，一旦孩子不争气，父母或怒骂或棒打，家庭气氛异常紧张，给孩子心灵造成很大压力；还有些知青子女初到城市，生活上尤其是学习上不太适应，与其他同学在成绩上有明显差距，使他们心理上无法接受。所有这些不如意不顺利都给这些孩子脆弱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逐渐产生心理障碍。表现为：抑郁、孤僻、自卑、偏激、消沉等，形成了消极的性格特征。这些不仅严重影响他们的学习，甚至有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
知青下乡给本就已经被折腾得千疮百孔的农村造成了巨大负担
毛泽东当年号召知青下乡，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事实上，据很多知青反映，当年农村并不真正需要他们，反而有时候把他们当成负担——自49年以来，农村一直是以一种单向度的“城市输血管”的身份存在着，农民土地上微薄的收入，一直是国家工业化、城市化最关键的“资本积累”；千万知青下乡，对本已不堪重负的农村而言，绝对是经济负担的又一次加剧。但知青们似乎并不能理解这一点，相反，他们在农村的某些行为，今日读来令人寒心——李复奎在其《难忘的知青岁月》一文记载了当年知青偷社员的鸡，不偷反而会被人嘲笑：
“那时在男知青当中，没有偷过社员家的鸡，是胆小鬼的象征，会被别人嘲笑，所以，为了不被别人看不起，你无论如何都得去体验一回。……丢了鸡的社员，基本上没有‘吃了豹子胆’要找知青索要的，发觉鸡被偷了，都只有自认倒霉。当时在农村的知青，受到政策的保护，是农村中一个特殊的群体，‘贫下中农’并不敢公然欺负。”
除了给农村带来经济上的负担外，下乡知青还给农村青年心理造成创伤，贾平凹在《我是农民》一文中谈及：
“我那时是多么羡慕着从城里来的知青啊！他们敲锣打鼓地来，有人领着队来，他们从事着村里重要而往往是轻松的工作，比如赤脚医生、代理教师、拖拉机手、记工员、文艺宣传队员，他们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粮定额，可以定期回城，带来收音机、手电筒、万金油，还有饼干和水果糖。他们穿军裤，脖子上挂口罩，有尼龙袜子和帆布裤带……他们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们在首先选择了他们之后才能轮到来选择我们。”
结语
“上山下乡”是一场悲剧；对“上山下乡”的解读在今天出现如此巨大的分歧，则是另一种更悲剧的悲剧。说一千，道一万，有一个事实无人能够否定：那是一场数千万人（知青）乃至数亿人（把农民包括进来）无法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运动；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他人之手，犹如草芥。歌颂这样的运动，实在过于荒唐。
据说，梁晓声最终接下《知青》剧本，与一位官员的这句话有关：“作家应该有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责任。”的确，作家需要承担责任。同样是面对“苦难”，彼岸的米兰·昆德拉说：“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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